伏日来源和用犬祭祀的东方西方说均有可取之处，完全可以融汇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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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挥汗如雨的三伏天气，大家都知道三伏日热，却对三伏日的渊源不甚了了。

对于伏日的渊源，人们普遍认为始于春秋时期。即如《史记·秦本纪》所言，秦德公二年(前676)，“初伏，以狗御蛊”，史上首次设立伏日，用狗驱厉鬼、避邪气。在此之前的传世史料中，没有关于伏日的任何记载，如东汉经学家服虔所言，“周时无伏……秦始作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初伏”只是指秦国第一次举行伏日祭祀活动，而不代表中国初次设立伏日。

所以，“伏日”究竟从何而来？

阴阳五行说

“伏日”中“伏”的真义，古今争论纷纷。唐代学者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古代记载黄历禁忌的《历忌释》一书云“伏者何？金气伏藏之名”，认为伏日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金气潜伏隐藏的日子。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根据五行之气在四季交替中的时间分配，从冬至开始，在农历一年的360天中，木气、火气、土气、金气、水气各占72天。按照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顺序，木气占据甲乙，火气占据丙丁，土气占据戊己，金气占据庚辛，水气占据壬癸。立春是“木代水，水生木”，立夏是“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是“水代金，金生水”，而立秋是“以金代火”。我们今天赞美秋天为金秋，就是因为秋天在五行中的金气属性。由于“金畏于火”，金气惧怕火气，而“庚者，金日也”，所以五行金气在其所占据的庚辛时间段“至庚日必伏”，必然潜藏俯伏。

《历忌释》用五行解释“伏日”看似言之有理，实则似是而非。按照《历忌释》关于四季五行的整体逻辑，春夏秋冬和木火土金水是相生关系，即冬生春“水生木”、春生夏“木生火”、秋生冬“金生水”，但到了金与火这里，本应是火生金的关系，却变成了“金畏于火”故而“伏”。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从火中炼出的金并不畏火。

唐初学者颜师古在注解《汉书·郊祀志》时虽然保留了“伏日”与五行金、天干庚的关联解释，同时也认为夏至以后，阴气逐步升起，但是受到阳气的压制阻碍以致无法升腾，只能暂且藏伏，“因名伏日也”。

颜师古将“伏日”之“伏”的主体认定为阴气，认为“伏日”是阴气在阳气中藏伏。而唐朝另一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虽然同样引用了《历忌释》中的记载，但对此并不十分赞同，而是加入了他自己对“伏日”的理解，即“伏者，隐伏避盛暑也”，是人为躲避夏日酷暑而选择“隐伏”。但“伏”字的“隐伏”“藏匿”之意，通常用于冬季而非夏季，故岑仲勉先生认为“伏之得名，非别求解释不可”。

西方拜火教说

明代学者谢肇淛曾提出，伏日是“西戎之俗所名”，出自西方戎族，“三代无之也”。这就提示我们，“别求解释”的方向不在本土华夏，而在中东西亚。

岑仲勉先生通过古音翻译的考证，即“秦之伏日，系与古伊兰(即古伊朗)文同其语原者”，认为伏日是从波斯一带传入秦国的。古波斯地区降水稀少，气候干旱，沙漠广布，冬季严寒，夏日酷暑，故而演化出“泼寒节”与雨神“水星”神祗崇拜。

古波斯帝国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有部宗教经典，名为《阿维斯塔》，俗名《火教经》。经文中记载有一个生活在海中的妖孽提婆，名字为干涸、干燥的意思，是名副其实的旱妖。正是因为有提婆的存在，西亚波斯地区常年干旱。雨神“水星”为拯救百姓，就使用法力从天上云中取水降雨，浇灌地上旱田，滋润百姓心田。

但每当雨神做法取水降雨时，旱妖就出来捣乱。雨神必须得到百姓的祈祷歌颂，才能跃入海中直捣旱妖老巢。双方大战三天三夜，雨神力不能敌，被旱妖击败，一路退回海岸，只能再次向百姓寻求力量支持。百姓拉拉队见状擂鼓助威，有了百姓的支持，雨神顿时力量无穷，再次杀入海中与旱妖搏斗，最终将其击败。

根据岑仲勉先生的考证，“伏”字在先秦时期的古音，出自波斯拜火教旱妖apaos^a发音，而中国古代“伏日”的习俗也与拜火教教义有着不解之缘。

前引《史记·秦本纪》记载“伏日”的习俗是“以狗御蛊”，根据东晋学者许光的解释，“以狗御蛊”的具体做法是“磔狗邑四门”，即在城郭的四门杀狗并分裂其四肢。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蛊”是热毒和恶气出来“伤害人”，所以要“磔狗以御之”。“磔”即“禳”之义，即祈求神灵消灾驱邪的祭祀。

狗狗那么可爱，古人为何这么残忍？这是因为在古人的阴阳五行理论中，狗是“阳畜”，在城郭的四门磔狗就是要用狗的阳气以毒攻毒，驱除“热毒气”也。但这种解释似是而非，阴阳五行是相生相克，“阳”“热”属于同一类型，既不能相生，也无法相克。

根据甲骨文献，早在商朝就有用狗祭祀的记载。在中国古代五行理论中，“五畜”与“五行”一一对应。如唐代学者孔颖达为《礼记·月令》做疏解时所言，“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牛为土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金生水，水克火，所以代表金的狗有压制火热之气的功效。

用五行理论解释伏日“以狗御蛊”习俗，勉强通顺。但据司马贞《史记索隐》，“蛊”除了指热毒恶气，还包括厉鬼，“厉鬼为蛊，将出害人”，所以要杀狗驱除厉鬼。而狗对厉鬼的震慑压制属性来源，还得从拜火教教义中找寻。

按照拜火教理论，人死后会有厉鬼钻入尸身作祟，需举行“见狗”祭祀礼仪驱鬼。拜火教教义中还有类似中国民间信仰中阎罗的神，此神养有两条狗，每天让狗四处嗅探死人，发现死人后则将之驱赶到阴界，以免留在阳间危害活人。岑仲勉先生由此言道，“狗有驱妖之能，伏日用狗，其理由当如此”，即认为伏日杀狗的习俗也来源于拜火教。

根据古音类似和习俗近似两个有力证据，岑仲勉先生断定“伏日”应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中土。虽然中西的大规模文化交流要等西汉开通丝绸之路后，但早在远古时期就应该已经存在中西交往通道。

在秦德公去世的半个多世纪后，名列春秋五霸之一的德公少子穆公将战略拓展重点转向西方，对西戎展开猛烈进攻，于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伐戎王”，灭掉十二个戎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穆公之所以能向西拓展，说明当时的中西通道是畅通的，足以进军运粮。故早年从古伊朗波斯地区传入秦国“伏日”概念习俗，“事属可能”。

东方海洋文化说

当然，还有一种解释是伏日不是来源西方，而是东方。

秦人虽然崛起于西北，但其最初发源于东海。根据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林剑鸣等学者的考证，以及《清华简》等新发现史料的证实，秦人祖先最早生活在今天山东境内的东海之滨，可能与同样发源于东方的商朝人祖先，属于同一个部落联盟甚至是氏族。

在商汤灭夏的斗争中，秦人祖先全力以赴加入商朝军队，并“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发挥特长为商汤训练战马，凭战功成为殷商大臣。商朝建立后，一部分秦人在西北内陆为商朝防守西部边界，但大部分仍居住在东海之滨。周武王伐纣攻入朝歌时，秦人首领恶来与纣王一同被杀。周成王初年，商纣王之子武庚在东方发动反周叛乱，秦人群起响应，坚决与西周为敌。周公旦东征镇压叛乱后，将秦人强制性地迁徙到西部边境，从此秦人才定居西方。

根据凌纯声先生的考证，可能因为海洋文化的关系，环太平洋地区的原始部落普遍存在用犬祭祀的传统，早年居住在东海地区的秦人应该也不例外。用犬祭祀很可能是秦人早在东海时期的天生自带属性，并非后天从西方引进移植。

笔者认为，伏日来源和用犬祭祀的东方西方说均有可取之处，完全可以融汇一体。秦人在东海时发展出用犬祭祀的习俗，西迁关中后仍保留这一传统。秦国立国后，在与波斯地区的交往过程中吸收了拜火教中的旱妖概念，对拜火教教义中的犬能驱邪观念也感觉相当亲切，故结合自身用犬祭祀传统，最终将东西方文化融为“伏日”概念，随后就有了延续至今的“三伏”之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盛世前夜——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缠斗》《水运与国运》《大唐二十一帝》《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等)

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