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华文明涵养了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繁荣兴盛。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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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建构了亿万中华儿女的独特精神世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共享的文化世界、共同的精神家园、共通的文化信仰，这种文化归属感、认同感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中华文明拥有辉煌的历史，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古国，文渊文脉流淌至今生生不息。然而，近代以来饱受国运衰败的拖累，中华文明的命运一度跌入谷底。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开始松动，文化血脉开始稀释，精神世界濒临瓦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激烈碰撞、冲突，从洋务运动时的体用之辩，到维新变法时的新学旧学之争，再到五四时期的孔家店与“德赛二先生”的对抗，科学与玄学的辩论，几十年间从未间断，中华文脉在西风西雨的冲击下面临断裂的危机。

在中华文明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优质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再度青春化。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胞物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仁者爱人”的治国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道德境界，“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人类意识，“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心性修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至高追求，“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实践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逻辑，“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辩证智慧，“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礼治精神，等等，这些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历久弥新，不断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协调，与改革开放的时代逻辑相契合，焕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中华文明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风骨、中国生命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丰厚的思想财富滋养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风骨、中国生命，来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焕发青春。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深受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的思想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贡献，高度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深化改革”“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无不脱胎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中蕴藏的“积极向上向善”的优质基因、“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思想精华、“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成为中国贡献世界、造福人类、安邦济世的珍贵财富。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以其丰厚思想财富滋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通契合的条件是什么？内在机理何在？我们认为，从融通的前提条件来看，不同的思想体系必须同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向对方敞开发展的空间，都不以排斥对方甚至消灭对方为目的，这是不同文明融通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二者均不拒斥对方的优秀成分。如果任何一方的体系是封闭的，融通的前提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为都具有开放性特征，二者融通才是可能的。从融通的必要条件来看，不同文明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具有可通约性，文化理想具有同构性，这是不同文明融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就是说，同为开放包容的文明体系，如果文化精神、文化基因、价值观等完全对立，二者融通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为文化精神相通，文化基因匹配，价值观念契合，目标理想同构，二者融通才是现实的。

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今天的西方变为边缘性的社会思潮，却在文化精神迥异、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中华土地深深扎根、繁荣兴盛？这不得不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各民族实际相结合，在异国他乡生存发展，成功实现民族化、本土化，万不可忽略文化精神的维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事物，传入各民族必先图存活、再图发展，存活的关键在于能否契入各民族的传统之中，与民族文化相融通；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各民族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繁荣兴盛，固然同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相关，与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形势相关，但也与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丰厚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息息相关。须知，再好的种苗在贫瘠的土壤中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没有产生排异反应，反而“活”出了新高度，究其根源，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精神存在某种同构性。李约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中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沃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首要因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结合的首要前提。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塑造了我们国人的“中国性”。我们终究是作为“中国人”去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儒学的‘过时’，并不妨碍它依旧构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日益中国化的最重要的解释学背景”，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活’起来的不可无视的绝对前提”。

比如，在价值观上，马克思主义主张集体主义价值观，反对原子个体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反对将个人置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发展不能成为他人自由的桎梏，“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反对凌驾于集体之上的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集体主义的传统，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家国一体、先国后家，推崇舍生取义、精忠报国。尽管这种集体主义属于宗法集体主义，本质是为专制政治、封建皇权和家长制服务的，但在高扬社会责任感、国家使命感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契合的。

再比如，在救世方略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均强调“实践”具有绝对至上性，“此岸”具有绝对优先性。马克思主义反对专注于解释世界的思辨哲学传统，从不诉诸词句的革命解决现实的问题，更是反对彼岸世界的真理，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实践第一，主张通过生产方式变革、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践改造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追求现世的幸福。马克思主义从不承诺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从不将现实生活的苦难归咎于原罪，从不主张将赎罪作为每个人通往极乐世界、开启幸福之门的捷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属于入世的文化，经世致用是中国哲学、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注重“现世”“此岸”，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躬行”“践履”，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崇尚积极进取、求真务实，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经国济民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是融通契合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融通结合具备先天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语道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足点，“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陈曙光】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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